老屋 见证跃华腾跃

至解格物致知，乃颠倒原文，又岂足以服朱之心哉?[7]990 朱子训格物为即物穷理，则有求一切事物之理的意味在。

王阳明自觉展开心目之辩，将目视作与心相对的、向外驰求的思想路线。另一方面，也深化了汉代以来确立的味觉思想，并影响着明代后期的文化思潮，尤其深刻地影响着与视觉关系颇为密切的绘画理论之心画走向。

所谓良知是造化的精灵，这些精灵，生天生地，成鬼成帝，皆从此出，真是与物无对。主张真正的视乃心视而不应当单单以目视，心视发窍于目才有目视。或以心(思想)随目，或以目随心(思想)。(32)人有私意，形体与灵明隔，我与物隔，有隔则有距离，有隔、有距离则有内外，有内外则有二。五、贵心贱目的历史流响 从上文可以看出，在王阳明的著述中，目或者单独列出，如：可见的与不可见的，贵目贱心，见道与体道等，或者与其他感官及其活动一起列出，如：以见闻表述与良知之知相对的知，以耳、目、口、鼻四肢一起表述与心相对的身，以目-色、耳-声，口-味一起表述人的欲望，等等。

王阳明将血肉之心(生理性)与神明之主(精神性)相统一的心分判为二。对于意如何在，王阳明这里用的是应感而动，也就是说，并非是意的单向投射(如此，投射而生者则为意之所生)，而是意与物之间双向互动。对某种具体事物之道研究，要运用形式逻辑——形名学方法，从事物的现象(形)出发，通过形名学的校实定名、辨名析理等分析过程，揭示其本质(实)与规律(理)，最后用概念与命题(名)给其下定义。

朱先生的主要依据是，刘注引文表现出的学术倾向是重道轻象，符合玄学义理派特点，著作权应归殷浩，不可能是象数派孙盛的作品。完全摈弃象数占卜的王弼易学，显然不能适合东晋时代的需求。③[唐]房玄龄《晋书》卷八二《孙盛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2147页。道之为物，唯怳与惚，因应无方，唯变所适。

⑦[晋]陈寿《三国志》卷二八《魏书·钟会传附王弼传》裴松之注引孙盛曰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797页。(16)这表明此时的儒家人物，已经利用清谈与玄学家进行思想交锋了。

⑥朱伯崑先生认为，孙盛属于儒家象数派，注重易象，忽略易道。司马昱政治上平庸无能，却是个清谈狂热的追捧者。左右进食，冷而复煗者数四。显然，刘注引文是孙盛的《易象妙于见形》无疑，这也是绝大多数学者为什么持此观点的原因。

《系辞》说的很明确：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，而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谓之象。据余嘉锡在《世说新语笺疏》中引程炎震先生的考证，认为论战发生的地点是建康，参加者为殷浩、孙盛、王濛、谢尚与后来加入的刘惔。注不斥言王、谢何人，殆阙疑之意。朱伯崑先生论及孙盛易学的特点时说：其论易，不排斥取象说和卦气说，认为易象的变化，体现了事物的变化。

例如王弼《大衍义》中的太极(无)，并非虚悬的存在，而是通过有即有形事物的运动，表现出自己的存在。饮酒善舞，终日啸咏，未尝以世务自婴。

圆应不可为典要，故寄妙迹于六爻。扬州口谈至剧，太常辄云：汝更思吾论。

(《晋书》卷七七《殷浩传》，第2047页)韩康伯出山后，是司马昱府上的重要谈客，官至侍中，领军将军。(《晋书》卷七五，第1991页)有这些文献的支持，加上注文的内容的确是论证易象的理论层次高于形器，所以近现代大多数学者基本主张此文属孙盛。朱先生是易学大家，为何出现这种不应该发生的错误呢?笔者认为，这是一个高级错误，其价值是引发后人的思考，对深化魏晋易学研究有重要价值，但必须置于东晋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中才能理解。体道的圣人与悟道的大贤对道的运用，是顺应社会变化，或推行仁义、或发动战争，体现在有为的政治形迹中。或者说，易象是圣人表达多种事物共性的象征性符号，怎么能等同于具体形器呢?王弼在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中指出：是故触类可为其象，合义可为其征。(18)王弼以得意忘言为思想武器，自由解释经典，扫荡了汉代象数易学，开启了义理易学的新时代。

(见楼宇烈《王弼集校释》，547-548页) ⑩[晋]郭象注《庄子》之《大宗师》《缮性》语。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记载：殷中军道韩太常曰：‘康伯少自标置，居然是出群器。

遇万动之化，则形体勃兴……自唐虞不希结绳，汤武不拟揖让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西晋平定江南之后。

下引《晋书》，仅随文标注书名、卷数、篇名与页码。这种对孙盛的学术定位法，无疑是正确的。

孙盛执肯定的态度，所谓六爻变化，群象所效大贤庶几，观象知器。其二，此论的主旨是，不赞成取象说，以卦爻象为影迹，同玄学家的贵道贱器说相合。风雨之变，不与《巽》《坎》同体矣。文中殷太常，是殷浩的叔父殷融。

因为该文的内容是论述易象高明于形器，这一说法源于《系辞》与《说卦》，乃是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共识。圣人无心，任世之自成……故皇王之迹，与世俱迁，而圣人之道未始不全也。

就其理论思维说，孙盛认为道寓于形器，而殷浩则认为道超越形器。刘注引文并不复杂，具有一般易学常识或古文水平者阅读这篇文章，都会自然得出其学术主题是说易象比形器更高明的结论，即易象妙于见形。

意思是，变化之道居于卦爻象之上，卦爻所效之象，只是变化之道的影迹，影迹是不能与道齐妙的。进入专题： 易象 形器 孙盛 殷浩 东晋 。

因此，一般研究易学史的学者，大都不愿碰这个鸡肋，往往采取了简单略论或绕行的态度。孙盛在其它文章中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韩康伯易学的这一历史性妥协，弥补了王弼易学的局限，扩大了义理易学的解释空间。所著《系辞注》上下、《说卦注》、《序卦注》、《杂卦注》5篇，提出了独特的太虚理论与机理学说，以玄学的本体论哲学成功解释了《易传》所涉及的象数问题，以义理为本融合象数，坚持义理易学的方向。

唐朝孔颖达主撰《周易正义》，将韩康伯所注《系辞》上下、《说卦》《序卦》《杂卦》5篇合3卷，附王弼《周易注》后，合为一书，奠定了尔后王、韩易注在中国易学中的主流地位，成为历代官方易学的思想底本，对中国易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问题是，如果一篇没有新意的文章，为何引起了东晋思想界的关注，将当时最重要的玄学名士卷入，成为易学清谈中心话题呢?其内容肯定是挑动了魏晋玄学义理易学的敏感部位，其论战焦点是什么呢?这是易学史研究不应回避的问题。

内容提要：经考证，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刘峻注引关于易象问题的未署名文章，是孙盛的《易象妙于见形论》。朱先生在其四卷本190万字的学术巨著《易学哲学史》中，没有选择回避，而是向这个难题展开了正面进攻。

若安石、逸少，永和中始会于都下，安国方从桓温征伐蜀、洛矣。在易学问题上，即使理性的玄学家，也对传统占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